作者简介：马克·金维尔（Mark Kingwell），多伦多大学哲学教授，加拿大非常活跃的社会评论家、资深意见领袖，《哈珀斯》杂志编辑，《环球邮报》《女王季刊》撰稿人。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出版作品19部，发表论文数十篇，曾在1997年获得著名的“斯皮茨奖”，2002年“全国杂志奖—论文写作奖”，2004年“专栏奖”。2018年获封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院士。研究领域：社会与政治哲学、建筑与设计哲学、艺术哲学、20世纪欧洲大陆哲学。

人类是唯一一种会感到无聊的动物，原因也很简单：只有人类才会感到不满，才会追寻自己生活的意义，而“无聊”表面上看是无所事事，实际上说到底是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提不起兴致，因而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事物上面，因为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是值得去做的。

毫无疑问，不同时代的人都可能会在某一刻感到无聊，但同样真实的是：直到现代社会，这才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在战后初期就已发现，恰是在那些基本需求似乎无一不被满足了的富裕社会，出现了“生存空虚”，因为人们在温饱得到解决之后，却“没有实现意义意志”——换言之，这是一种“活着是为了什么”的价值拷问。他在其名著《无意义生活之痛苦》中指出，“与动物相反，没有什么本能的东西告诉人必须做什么；而且与昔日的人相反，也不再有什么传统的东西告诉今天的人们应该做什么”，其结果是，“与传统的脱离，必然增加无意义感”。

不论好坏，这就是现代人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剖无聊”这个话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无聊”，相反，马克·金维尔作为哲学教授和社会评论家，正是想要由此切入来窥见当代发达社会的某些根本症结，就像他在书中说的，“无聊或许是当代人生活的基本特征，因为它标志着自我因如何得到满足而困惑的状态”。如果要说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或许倒可以说，像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直到现在才有人系统地反思——可能“无聊”这个话题因为看起来无聊而太容易被人忽视了。

在西方文化的脉络中，“无聊”最初的含义与现在迥然不同：在中世纪的基督教语境下，那是指一种“略带罪恶感又什么都不想做的长期绝望状态”，而当今所理解的“无聊”的确是现代化的产物，英语中bore一词直到1766年才具有“无聊的状态，无精打采的厌倦发作”的意味，甚至有评论家宣称，在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的时代之前，没有无聊这种东西。在此值得补充的是，这可能是多重因素的结合：更多人在生存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开始追寻意义；正因个人面临着空前丰富的选择，所以反而陷入无所适从，因为无聊正是注意力无法集中；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给现代人施加了密集的刺激，正如习惯了城市里的光怪陆离，会觉得乡村生活平淡无聊，但从小在乡村长大的人却未必这么觉得。

这也是理解这种心理状态的一个关键点：“无聊”从来都是一种主观感受，取决于对谁而言。一个人乐在其中的事，在另一个不感兴趣的人看来，很可能觉得非常无聊。如果没有丰富刺激的现代文化衬托，你可能也并不会觉得日常生活枯燥、单调、乏味。这很自然地促使现代人萌生一种对日常生活的不满，“相信过去比现在色彩斑斓，异域风情的地方比家乡更吸引人”，而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特征。当然，这种不满和向往本身就催生了种种现代产业，让你能在虚拟空间得以逃避现实，排遣无聊的生活。

在积极的意义上，这种难以忍受无聊的心理冲动可以爆发出创造性。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言的历史学家克罗齐原本是个业余爱好者，他把研究历史当作是避免个人痛苦和无聊生活的方式，以至于有人说他是“仅仅为了逃避威胁着他的无聊而不辞劳苦研究和写作的人”。在近代新教伦理的价值观中，游戏、玩耍和娱乐被看成是琐碎和无所事事，只有勤勉工作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在这种有着巨大能动性的生命冲动面前，无聊几乎是不可忍受的折磨。乔治·艾略特虽然自己就是女性小说家，却曾说过：“所有的劳动皆有益处，然而女性的愚蠢小说，照我们想象，谈不上是劳动的结果，只能说是无聊找事做的结果。”实际上，近代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源于此。

然而到了后现代社会，这种创造性似乎也渐渐枯竭，因为在消费文化下，价值伦理已经发生了改变，正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言，此时人们追求的是贪得无厌的“快乐”，而“快乐生活是一种确保不无聊的生活，是种不断‘有事发生’的生活，有新鲜、令人兴奋的事情，而令人兴奋则是因为事情的新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这相当于某种上瘾状态，需要不断的刺激，不仅无聊具有成瘾的特征，而且它们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其结果，“无聊”成了一种被商业价值肯定、开发利用的状态。

如果这仅仅只是个人的心理问题，倒也罢了，但如果这成了一个社会现象，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意味着社会陷入一种裹足不前的沉闷状态，因为成瘾和无聊都降低了主体的抵抗力，导向一种看起来舒适的萎靡状态——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有点不对劲，但却无法自拔。这就像一个人面对着一桌菜，不知道吃什么好，即便并没有饥饿感，但好像又忍不住要不停地吃。这都消弭了对生活的不满，打消了重新生活的动力，只剩下一种天堂般的无聊——因为如果你不寻求意义，那么不需要动脑筋就能活得很舒适。

这样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吗？马克·金维尔敏锐地意识到，这并不是一种值得向往的良好生活，而可能让人陷入一种对自己的存在状态视而不见的危险境地。原本协调的个体自我已经碎片化了，我们通过不同的“界面”与外界接触，是这些构成了自我与自身可能境况的关系总和——简单地说，我们已经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随着网络的兴起，就连家也不再是一个人的城堡，而随时被无孔不入的信息流所渗透，因而问题并不是个人自控力的降低，而是这些力量已经突破了个人的控制力，甚至转而控制我们的生活。

一切都超载了、过量了，面对眼花缭乱的各种选择和海量信息，人们已经无所适从。就像超市货架上那些五花八门、但又差异不大的商品，着实让人难以抉择——现实中的各种信息也是如此，以至于“我们再也无法辨明真伪，无法分清现实和表象”。在这样茫然没有方向的处境中，自我的“感觉”成了唯一真实的礁石，可供我们在汪洋大海中立足；但这也意味着人们更加难以对话，因为人人都忙于表达坚定的甚至耸人听闻的观点，却无法耐心去彼此聆听。

在这个意义上，“无聊”作为这个时代公认的最常见情感，正体现出当下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是社会意识定型之前的鲜活体验，也指向当代社会的意义危机。如果说“无聊”是一种缺乏行动力的状态，那么“解剖无聊”正是不满于这种状态本身，认识到这不应让我们自己深陷于此，进而召唤有意义的行动。借用鲁迅的名言，不在无聊中爆发，就在无聊中灭亡。

*已刊2020-08-31《辽宁日报》，标题改为《被解剖的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