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全国人民呼吁国民政府抗日，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上海市政府悍然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酿成七君子事件，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起营救运动。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是，因为七君子事件引发的营救运动及20天后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大量工作，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同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中国共产党mg电子游戏官网_mg老虎机游戏-电玩城下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的影响和推动下，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并迅速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中国共产党趁热打铁，从1935年底开始，在上海、天津、武汉、华北等地成立了各界救国会。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提出在上海设立全国各界救国会，以推动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
面对全国各地纷纷要求抗日的怒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指责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1936年2月22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辨正》，义正词严地反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全国各地救亡运动的指责并认为“民族阵线的完整和破裂，这责任完全在当局。”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决定趁纪念五卅运动之际，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报刊报道，5月30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是日下午二时，假座三商会，召开上海各界民众纪念五卅大会，到会群众近六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五卅大会的次日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大会讨论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14人为常务委员，决定创办《救亡情报》作为该组织的机关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救亡情报》创刊于1936年5月6日，同年12月25日停刊，计出刊30期。上海震旦公学创始人、97岁高龄的马相伯为《救亡情报》题写报名。马相伯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之一。作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机关报，宋庆龄、何香凝、章乃器等知名人士在该报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通过《救亡情报》发表了政治主张：
第一，停止一切内战，建立全国统一的抗敌政权，团结一致共同抗敌；
第二，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开放民众运动，召开各党派联合会议，建立统一的救国政权；
第三，废除苛捐杂税，提高海关进口税，抵制日货，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
第四，改变妥协外交，联合世界反日和反战力量，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及其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写信，表示：“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和你们合作。”
营救七君子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的同时，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上海日商纱厂华工因不堪忍受日商的残酷剥削和欺压，多次举行大规模罢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对于工人罢工不仅表示同情与支持，并且“吁请全国同胞援助日商纱厂罢工工人”。
日商纱厂罢工运动使日本资本家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不仅在道义上声援工人，而且从经济上予以支持。日本资本家对此十分恼火，要求日本政府予以干涉。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代表日商出面，与上海市政府交涉。若杉认为上海日商纱厂华工罢工之所以得以持久，“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经济上对罢工工人予以支持是主要原因。若杉因此迁怒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他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提出四项要求，第一项就是逮捕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为了让上海市政府屈服，日本炫耀武力，以日本陆战队相威胁。上海市政府在日方的压力下，于11月22日夜，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并于23日将他们移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
七君子被捕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时任中国共产党上海文化战线统一工作处主任的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策划爱国人士声讨国民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潘汉年向宋庆龄寻求帮助，因为宋庆龄在国内国外有广泛的人脉，被捕的七君子是救国会成员，而宋庆龄是救国会名誉委员，营救七君子名正言顺。此外，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一直支持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活动。宋庆龄受托后立即设法开始营救七君子。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七君子被捕20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代表团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直关注七君子事件的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是解决七君子事件的好机会，指示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让国民党无条件释放七君子。
宋庆龄与毛泽东一样，也认为西安事变对营救七君子是一个良机。她致电张学良，希望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中，加入释放七君子一条。胡子婴在《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中说，宋庆龄为了尽快营救七君子出狱，甚至希望亲自到西安去，后来因为飞机无法落实而未能成行。
西安事变不仅成为七君子事件的转机，也成为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由内战转为抗战的转折点。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救国的浪潮下，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已经无法实现。沈钧儒说：“谁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谁就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举国上下对救国会领袖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选择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走向抗日的道路。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全会决议确认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基本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向国民党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斡旋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西安事变成为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点。西安事变前20天发生的七君子事件引发的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对于逼蒋抗日、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华强 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转载自：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